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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制鞋业40年变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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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制鞋业40年变迁
发布时间:2018-12-17 14:50
  莆田很幸运,有个好港口,对面就是台湾。
  “小时候,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。”已故诗人余光中的一首《乡愁》吟唱着海峡两岸冰封多年的关系。
  1979年1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告台湾同胞书》,发出了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和“通邮、通航、通商”等政治主张和倡议,开启了两岸关系的新篇章。
  台湾的锐步作为第一批先行者,将工厂迁入福建莆田,开始产业化生产。随着对外开放政策落地发芽,耐克阿迪这类国外品牌也都纷纷进驻,开办代工厂,招募大批劳工。
  终于有机会走出农村了!得知这个消息的陈钢,坐上了前往制鞋代工厂的大巴。他不会想到,40年后,市面上10双高仿阿迪耐克,竟有8双来自莆田。他也不会想到,自己会因为这些鞋,过上悲喜交加的日子。
  
  80年代,不少晋江人用石头、毛毡搭起了简陋的厂房,靠着几把剪刀和缝纫机,做起了鞋作坊。一时之间,陈埭镇鞋作坊遍地。丁父也狠下一条心,东拼西凑了几千块钱,和别人合伙开起了鞋作坊。
  “三分天注定,七分靠打拼”,《爱拼才会赢》这首闽南歌在福建广为流传,唱出了身处地理环境恶劣的福建人与命运抗争的精神。
  1987年,17岁的丁世忠刚初中毕业,不安分的他有个梦想,想要到北京闯荡一番。
  他不顾全家人的反对,离开自家的鞋作坊,带上600双鞋,只身前往北京卖鞋。
  谁也不知道,那是未来一个叫安踏的知名企业,踏出的第一步。
  
  “看看我这战鞋是不是24K足金的?”
  那时某宝才刚开始出现假鞋,莆田的制鞋大法也才刚修炼到第一层,难逃虎扑大神的火眼金睛。但没想到的是,面对虎扑大神的质疑,莆田竟然谦卑的接受,并虚心求教,一点点修正和完善。
  没过多久,面对真假鞋这个问题时,虎扑大神也只能模棱两可地留下一句,“我只能保证挂的标签是真的”。
  
  有人曾拿着莆田的假鞋和正版鞋去正规检测机构检测质量,经过了耐磨测试、抗弯折测试和剥离测试之后,发现除了剥离测试中鞋底稍易剥落一些之外,“假鞋”其他部分和真鞋几乎没有任何区别,甚至质量比真鞋更好。
  在鞋迷中至今流传着一个笑话:区分真假VANS的方法——如果不开胶,那肯定就是假VANS。
  纵然制造水平超车,管理与营销能力卓越,但借了别人品牌的假鞋注定无法得到认可。
  莆田假鞋产业让许多人摆脱了贫穷,却没能赢得体面。
  走到今天,陈钢把家里兄弟姐妹都从农村带了出来,安排在他安福电商城的六个店面里。一家人虽然过上了更好的生活,但时常还会提心吊胆,害怕卖假鞋被警方抓查没收。唯有夜幕降临时,他们才敢出来谋生。
  白天,莆田的安福电商城空无一人,宛如鬼城。到了凌晨时分,电商城灯火通明,商贩接踵而至。集市里人头攒动,却没有喧闹的声音。
  夜幕之下,所有人匆匆而来,又匆匆而去。行走在阳光背面的他们,没有多说一句话。
  因为夜幕,是他们唯一的保护伞。
  
  孤身一人在北京卖鞋的丁世忠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。
  在卖鞋时,丁世忠发现商场里的鞋子许多是晋江生产的,但贴了个青岛双星的牌子后价格就翻了5倍。这让丁世忠感到十分疑惑。
  1988年,李宁作为中国运动员代表参加第24届奥运会火炬传递,成为第一位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中国运动员。而后退休创建李宁体育用品公司,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驰名中外的运动品牌。
  他想明白了,是品牌。
  1991年,丁世忠带着自己在北京赚下的20万回到了晋江,他要打造属于晋江的品牌。
  丁世忠回到了晋江,加入父亲创办的一家叫“安踏”的鞋厂。名为“安踏”,是“安心创业、踏实做人”的意思。
  然而当时整个陈埭镇都是做代工厂,所有厂子的业务模式和产品基本相同,安踏也不例外。
  90年代的中国已有了世界工厂的雏形,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政策吸引众国际品牌前来,留下大量订单。陈埭镇的小鞋厂们混得风生水起,都觉得此般盛世将持续下去。
  但丁世忠明白,这些海外订单并不是代工厂能掌控的。从品牌到销售,全都依赖外部,几乎没有主导能力,一旦别人不给订单,这些厂便难以为继。
  必须打造自己的品牌,才能对抗这种不确定性,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。
  于是,他一边做着代工,一边琢磨着四处开专卖店,拓展自己的分销渠道。经过丁世忠的努力,安踏在全国推广了代理分销模式,并且有了第一批经销商。
  1997年7月1日,中国拿回了香港。而就在第二天,7月2日,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,全球市场需求迅速下滑,鞋订单大幅减少。曾经辉煌的晋江鞋厂倒了一大半,唯独安踏早已在全国开了2000多家专营店,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。
  但即便如此,安踏的知名度还是不够,也没什么影响力可言。为了能让安踏能够名扬天下,丁世忠决心赌一把,他想到了请明星代言。
  现在企业请明星做代言很常见,但丁世忠的做法,在当时却是一道险棋。
  那年北京的房价才2000元/平,安踏一年的利润也就400万,但孔令辉的代言费却要80万元。除了耐克阿迪这些国际大牌,国内品牌没有一家找过明星代言。
  这让安踏内部吵成了一锅粥。代言能产生的效果完全无法计算,没人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代价请明星代言
  那一年,互联网浪潮还在萌芽阶段,“流量”这个词的意义没有多少人理解。但丁世忠明白,代言人带来的流量,会是企业品牌的流量。这是打造知名品牌必须走的路。
  在争吵不休的会议中,丁世忠说了一句颇显格局的话,“是知道安踏的人多,还是知道孔令辉的人多?”
  丁世忠拥有最终决定权,毅然把孔令辉签了下来。然而签下来后,安踏的销量却没有任何变化。原来消费者虽然知道孔令辉,但不知道孔令辉签了安踏。
  为了让大家知道这点,还得花300万上央视的广告。没有退路的丁世忠不得不再次顶着巨大压力,砸入年利润的四分之三豪赌一场。
  赢了,那是众望所归。输了,企业前途难保。
  1999年,孔令辉登上央视,第一次为安踏做代言,但广告播出后的一两个月市场都没有反应,丁世忠都要被逼疯了,直到第三个月,才陆续有经销商过来洽谈,安踏的销量也在翻倍上涨。
  2000年悉尼奥运会,孔令辉和瓦尔德内尔苦战五局,最后赢得了冠军。赢球之后的孔令辉仰天长啸,疯狂亲吻着胸前的国旗,这一幕让无数中国人为之动容。
  此后,孔令辉再说出“我选择,我喜欢”这句广告语,立刻让安踏横扫中国,当年的销售额就突破3亿。
  这次代言在安踏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,从此安踏不仅名扬天下,而且销售收入也一路猛增,从1999年的2亿增长到2006年的12.6亿。
  2007年安踏在香港上市。10年,股价翻了近30倍。
  安踏的成功只是晋江的缩影。如今的晋江已是全国最大的鞋产品生产、加工和贸易基地,鞋产量占全球8.5%,是特步、361度等知名运动品牌的摇篮。
  然而即便如此,在外人眼里,这些只是换了商标的代工厂,没有先进的设计理念与技术创新。
  当国外品牌仍固守着“老子世界第一”的傲慢时,他们没有发觉,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,人民逐步走出贫穷之后,已渐渐从“世界工厂”成为了“世界市场”。不论是哪个国际品牌,都不得不重视中国庞大的市场。
  意大利的百年时尚品牌FILA的大中华区业务,于2009年被安踏收购。2015年,安踏又收购了英国知名健步鞋履品牌Sprandi,随后又并入日本高端专业运动品牌DESCENTE中国区业务,韩国第一大高端户外品牌Kolon等。
  上市后的安踏凭借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和逐渐壮大的资本市场力量,将一众国际大牌纳入麾下。
  一艘国际品牌的巨轮,已扬帆起航。
  
  改革开放前,我们做个鞋都得向国外学习。后来中国人凭借勤奋与聪明,迅速提高制造工艺、管理和营销能力,仿制鞋的工艺甚至能比原厂更好。
  但仿制总归是仿制,难以得到认可。同样在改革开放浪潮中走上制鞋道路的晋江,最终在分叉路口放弃仿制,开始打造自主品牌,从更大的格局层面寻找通往国际的路径,从而孕育出安踏、特步这类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国产品牌。
  踏入了21世纪的中国已不再只是世界工厂,更是世界市场。中国不论是技术实力,还是资本力量,已有了与西方国家一较高下的筹码。
  从代工仿制,自主品牌,到用技术说话,中国企业的发展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时代缩影。
  同样,这也是中国从被动接受命运到主动创造命运,从“世界工厂”到“世界市场”,从依靠外力到自立自强的时代缩影。
  这个时代里,我们都席卷其中。
  2018年,改革开放第40年,而这一切才刚开始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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